短期內，中國經濟發展轉型或是一個需要付出代價的痛苦過程，但長期看，這不僅對中國經濟是重大利好，而且還將繼續給全球經濟帶來可觀“紅利”
在全球經濟依然復蘇乏力、國際金融市場又現異常波動的環境下，7月19日至20日召開的二十國集團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本應成為國際社會坦誠對話、共克時艱的良機。然而，在這次會議舉行前后卻傳來一些不合時宜的雜音，個別發達國家對別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指手畫腳，對別國貨幣政策無端指責。顯而易見，這種罔顧事實、顛倒黑白的做法，無助于推動全球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
今年以來，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普遍放緩。這固然有其自身經濟周期轉換及結構性瓶頸制約等內部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同發達經濟體政策調整產生的外溢效應密切相關。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經濟體先是不遺余力地推動貨幣政策工具創新，競相開閘放水，迫使新興經濟體貨幣大幅升值，打擊其經濟競爭力，加劇其資產泡沫化風險。近來，發達經濟體退出量化寬松等經濟刺激政策的預期又導致國際資金格局出現結構性轉變，資金大規模流出新興經濟體，金融市場出現劇烈動蕩，經濟下行風險突增。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其年中經濟報告中所說，由發達經濟體政策調整引發的外部環境趨于復雜更加值得關注。
由此不難看出，二十國集團的當務之急是力促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提高量化寬松政策的清晰度和可預見性，穩定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警告說，如果美國縮減大規模貨幣刺激政策，引發資本逆向流動，抑制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那么全球經濟增速可能會進一步放緩。因此，在現階段，美國更應明晰自己在全球經濟中的責任，謹慎把握政策退出的時機、節奏和力度，力爭把不確定性降至最低水平。
與一些發達經濟體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近年來，面對不利的外部環境，中國一直堅守穩健的貨幣政策，不尋求貨幣擴張，以負責任的態度消弭自身金融風險，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政策帶來的流動性泛濫等“副作用”，同時立足本國國情，擴內需、調結構，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穩定增長，在全球經濟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一項對全球五大經濟體（歐盟、美國、中國、日本和印度）2012年主要宏觀經濟數據的橫向比較顯示，中國不僅是經濟增長率、工業增加值增長率最高的國家，而且還是通貨膨脹率、失業率、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最低的國家。與此同時，中國經常性賬戶盈余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不斷下降，為調整解決全球貿易不平衡問題做出了實質性貢獻。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貿易增長的貢獻率既超過了美國，也超過27國組成的歐盟。
當然，無可否認，中國經濟運行穩中也有憂。中國政府因此決心主動降速、推進轉型。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而言，問題的關鍵不是增速的快慢，而是增長的質量。在現有經濟條件下，同樣數量的資源要素投入，一方面很難獲得過去那樣的高產出，另一方面資源的現實約束也將愈加顯著。若一味強求增速，則又會走上高投入、高損耗、高成本的老路，這對中國和全球經濟恐怕都將是有害無益。英國《金融時報》文章就此指出，“只要運用高度智慧，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時代的結束，可能帶來一個更加環保的地球和更加均衡的全球經濟，那肯定是十分可喜的。”
同樣，對于人民幣而言，目前問題的關鍵不是匯率的高低，而是匯率定價機制的完善與否。客觀而言，匯率受經濟實力、外貿收支、資本流動、增長前景等多重因素影響，人民幣匯率究竟是高是低，無論國際學術界還是政經界迄今均無定論。而在國際輿論中，人民幣匯率也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話題，還摻雜了政治、外交等其他復雜因素。若一味逼迫人民幣升值，則只會給中國和全球經濟帶來“雙輸”結局；而只有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定價機制、確保匯率水平接近動態均衡，才能真正實現“雙贏”。
當今的國際社會正日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雙贏、多贏、共贏的理念正日益深入人心。如何增強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和活力，實現強勁復蘇，需要各國同舟共濟，攜手合力。短期內，中國經濟發展轉型或是一個需要付出代價的痛苦過程，但長期看，這不僅對中國經濟是重大利好，而且還將繼續給全球經濟帶來可觀“紅利”。
